中國經濟到底缺什么

中國經濟到底缺什么

編撰者：鋒行，有態度的地坪工匠。

創建于1996年，完成生態閉環的資深工業地坪承建商。

擅長環氧地坪，蘇州環氧地坪，環氧自流平地坪，蘇州環氧自流平地坪，密封固化地坪，蘇州密封固化地坪，鋰基密封固化地坪，蘇州鋰基密封固化地坪，環氧彩砂地坪，蘇州環氧彩砂地坪，防靜電地坪，環氧防靜電地坪，蘇州防靜電地坪，防腐地坪，運動場地坪，等工業地坪的咨詢、設計、施工、改造、維護等項目承建。

全程服務（咨詢、設計、施工、改造、維護）

主流地坪（環氧地坪、環氧自流平地坪、密封固化地坪、運動場地坪、環氧彩砂地坪）

功能地坪（防靜電地坪、防腐蝕地坪、橘紋止滑地坪）

升級地坪（極平整、超耐磨、無胎印、抗刻劃）

重癥地坪（跑砂粉化、油污潮濕、坑洼大落差）

極端場景（驟冷驟熱、油水浸泡、廣譜強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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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三難選擇”，即在開放條件下政府有三個主要的政策目標：一是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二是匯率穩定性，三是資本自由流動。最好的情況下，你只能得到兩個目標，必須放棄第三個目標。所以經濟學是講你必須要做出選擇。

中國經濟現在遇到的情況，也是面臨一個“三難選擇”，而且我們這個“三難選擇”比教科書里面的“三難選擇”要更加艱難，因為我們也有三個目標，但是我們選擇其中任何一個目標，都會和其他兩個目標出現沖突。 

第一個目標就是經濟增長。保持一個相對比較高的經濟增長對中國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目標就是充分就業。我們必須創造足夠多的就業崗位，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就是你必須要有足夠的就業崗位才能維持社會穩定。

第三個目標變得越來越重要，就是金融的穩定性。局部性和系統性的潛在的金融風險是我們不得不去關注的。 

這三個目標都很重要，但是我們選擇其中任何一個目標都有可能和其他兩個目標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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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選擇的目標是經濟增長，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采用傳統發展模式，繼續由政府投資，投資到基礎設施，投資到重化工業，投資到房地產，GDP數字會變得很好看。

但是，這些行業相對來說都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不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所以它不可能產生很多的就業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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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認為最重要的目標是充分就業，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發展服務業。 

因為制造業不可能創造足夠多的就業崗位。制造業現在要升級換代，升級換代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用機器替代勞動，像富士康現在都在投資機器人。所以，以后的制造業是用機器來替代勞動。這些被替代出來的勞動力，如果要尋找到就業崗位，更多的是在服務業，服務業會創造包括高端勞動力的就業和非熟練勞動力的就業。 

有一種說法說我們的制造業現在增長速度在放緩，如果把服務業發展起來，我們還能夠維持比較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就傳統的服務業而言，不去考慮“互聯網+”這些比較流行的現代服務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是慢于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的。 

你去買智能手機，買 iPhone 手機，買了 iPhone5 ，就等著 iPhone6 ，買了 iPhone6 ，就等著 iPhone6s ，等著 iPhone7 ，有非�？斓纳�級換代的速度。但是服務業不可能有這么快的升級換代速度，你家里面雇傭一個保姆，過半年從保姆 1.0 就變成保姆 2.0 ，是不可能的，不下降就不錯了。

服務業比重越增高，中國潛在增長率就繼續放慢。這個轉型對中國經濟增長會帶來影響，尤其對中國金融業帶來影響。

我們傳統的金融業里面主要是銀行業，銀行業主要客戶是制造業，這個實體經濟和金融匹配模式很好。當制造業企業到銀行要求貸款的時候，銀行會要它提供抵押品，制造業企業是有抵押品的，它有土地，有廠房，有機器等。而且在原來高速增長的時候，制造業的流動性是非常穩定的，它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是很快的。所以，過去這個實體模式和金融模式匹配得很好。 

現在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很多在服務業里面的創新企業到銀行要求貸款。

我是一個律師事務所，我是一個咨詢公司，我要到銀行里面貸款，銀行讓我提供抵押品，我提供什么抵押品呢？筆記本電腦？肯定不夠。我真正的資產在腦子里，但是不能把腦袋給你切下來擱到銀行里面去。所以，服務業里面的很多新型企業沒有足夠的抵押品。

我們現在的銀行體系很難判斷到底哪些是好的投資機會，哪些是不好的投資機會。到最后服務業一定會出現很多成功的企業，會出現阿里巴巴，會出現新的 BAT，但是當他們剛剛出現的時候，你怎么能夠知道哪些是未來成功的企業呢？當年跟馬云差不多的創業者很多，但是你怎么知道最后哪個是阿里巴巴，哪個是阿里媽媽呢？你沒有能力判斷。 

最后結果就是服務業發展，我們金融行業中有更多的不良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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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要求金融穩定。為什么要金融穩定呢？

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你到歐洲，到日本，到美國看，大家都在去杠桿化，唯獨中國在加杠桿。在你的經濟繁榮的時候，你杠桿率很高，你覺得很爽，但是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去杠桿非常困難。

如果你去杠桿去得太快的話，會引發一個螺旋形下行的機制。這樣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增長目標，如果中國經濟出現了硬著陸，又會影響到我們的就業。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管理中國經濟是很艱難的事情，因為幾個目標之間是互相沖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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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東西最重要？

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穩定一個相對比較高速的經濟增長。 

為什么？我們不能低估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我們可能覺得沒問題，不過是從原來的7%、8%，掉到了6.9%。但是在過去30年，盡管經濟有起伏，但是總體來說我們是保持了非常強勁的高速增長狀態。“新常態”情況下，我們潛在增長率在下降，所以我們進入了新的階段，上山的路和下山的路不是一條路，風險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過去經驗都是在應對高速經濟增長，我們覺得低一點沒有問題。但是，你在低速經濟增長的時候，會有很多內在機制觸發各種螺旋形下降的機制，去杠桿會導致資產價格下降，資產價格下降會導致進一步去杠桿，你的財政緊縮會導致經濟下降，經濟下降會導致財政進一步困難，財政進一步困難會導致經濟進一步下降。有很多這種內在螺旋形下降機制。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準備，可能會遇到風險。

怎么辦？

我們需要一些政策。首先是刺激政策，當然我們的貨幣政策不可能用 2009 年那樣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會帶來很多風險。但是貨幣政策要注意到 PPI 在持續下降，包括 GDP 的平均指數已經為負。

與此同時財政政策仍然有很多空間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并不是說像過去那樣投資“鐵公基”，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能夠投資的東西很多，能夠想到的新的投資方式很多，有很多投資不一定投資到實物，可以投資到人力資本；有很多投資不一定是政府非要自己做，政府可以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給私人部門提供更多的需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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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結構性改革會使經濟短期出現陣痛。我們要減少過剩產能，要去杠桿化，在短期內經濟不可避免的往下走，但并不一定所有結構性改革都一定使得經濟往下走，我們也要尋找一些結構性改革創造新的需求的機會。 

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服務業如何開放。舉一個我最喜歡的例子，就是醫療衛生行業的開放，你可以用一個政策達到很多目標。 

為了維持投資在相對比較高的水平，你必須投資，投資到哪里？投資別的領域都會出現產能過剩，唯獨投資到醫療衛生，因為中國馬上老齡化，這個領域不太可能出現產能過剩。

如果你想增加消費，為什么中國老百姓不消費？并不是我們不買東西，而是我們想買的東西提供的不多，我們想買的是服務品，我們想消費的是醫療、健康，我們想消費的是教育，但是在這方面供給不足，質量比較差，價格奇高。 

所以，如果增加對醫療衛生行業的投入，我們會增加消費，而且能夠創造就業。你早晚有一天需要把在工廠流水線上的生產女工轉化為在醫院里面的護工，你必須早做才行。而且你需要一個政策能夠直接讓老百姓感到開心。

你問中國老百姓，你為什么感到不幸福？其實大家抱怨多的就是看病難，上學難。如果政府說，給我五年時間，我來解決中國看病難的問題。老百姓支不支持？巴掌都要拍紅了。

然后我們可以利用在醫療衛生行業改革成功的經驗，再去推動更為艱難的，比如能源、國有企業、通訊行業等等領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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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覺得我們需要借鑒美國當年羅斯福新政的經驗。我們需要把這些已經有的政策重新打包，這個政策組合里必須要有足夠的王牌能夠向市場釋放出明確的信號，能夠提振市場的信心。

你去看看羅斯福新政，并不是所有政策都是新的，有很多和胡佛當年做的是一樣的，而且并不是所有政策都考慮得很清楚。銀行出現危機之后，說把銀行關了，關一個星期再重新開放，說我們用一個星期看看誰是好銀行，誰是壞銀行。如果給一個星期時間，把全國銀行查一遍，查出來誰是好銀行，誰是壞銀行，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重新開門之后，恐慌就沒了。 

所以，我們需要把政策重新設計之后，用一個足夠有說服力的方式表達出來。

如果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穩定，其他問題，我估計最近最令人頭疼的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單是考慮匯率的問題，現在很可能是無解的。但是當經濟相對平穩之后，再回過頭來告訴市場匯率打算怎么改革，這個工作就會變得容易很多。